中央发了第一个“专门文件”，我们问上海社区干部：你怎么看？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是第一个专门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中央文件。文件下发后，在上海，从街镇到居民区，不少基层干部都在热切讨论:进编的名额是否会增加？社工招聘的门槛是否会提高？对社工的考核方式会不会改变？

尽管这是一份高层级的、统领性的文件，进一步落实落细还需要依靠各级政府再制定出台实施办法。但从大家的热切反响中，还是能够窥见这项改革工作重大的社会意义。一些基层干部也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于文件落地的期许、建议。

社工，正在成为一份光荣的职业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这份文件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它就是要向社会释放一个信号:社区工作者是一个跟老师、医生、警察等一样的专业社会职业。

“社工”这份职业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理解、认同、看重，与上海持续推动考核激励、打通晋升渠道，给基层注入源源不断的“外驱力”息息相关。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桥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虹告诉记者，在黄浦区，满足一定工作年限的社工如果年度考核两次连续评优，工资待遇可提升一级；持有社工资格证的社工，每月可获得按照资格证的初中高级别给予分档的补贴。

而在浦东新区张江镇党委副书记汪仕敏看来，《意见》的下发，不仅是在强化“外驱力”，更是在激活 “内驱力”。“我们一直说基层工作是没有情怀干不了，没有方法干不好。如果大家觉得这份工作还是‘阿姨妈妈’的专属，是一堆“鸡毛蒜皮”，那就不可能做好。只有真正认同，才会甘于奉献、勇于担当、乐于提升。”

“这份文件下发后，我们身边的社工都说感到很振奋，很大原因是自己的工作价值得到认可了，有了职业荣誉感、自豪感。”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姚屹佳表示，《意见》是自上而下的，给社工队伍职业化发展一个明确的信号。“当大家有了职业属性，才能真正认同自己的专业身份，才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这份文件实际上是一种正向的价值观的传递。”

干得好，上；干不好，下

如果说社会地位、收入待遇是基础保障，那么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畅通的晋升体系，恐怕就是一份职业对于优秀人才的“最强”吸引力了。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汾西路261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施菊丽今年46岁了。2022年，她进入了事业编制。“原先大部分老书记都是干到这个程度，但按照中央这次下发的文件，社区党组织书记特别优秀的，还可进一步通过择优调任、换届选举等选拔进街道领导班子，说明我们还能更进一步。”

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逸庭告诉记者，上海从2015年就开始实行社区工作者岗位三岗18级的制度建设，各个岗位按照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设置了1-18级的相应等级，有正职副职。“可能以前只是地区试点，现在中央发文，全国一盘棋做职业规划，社区工作连续做满10年、书记干满一届，特别优秀的就能有相应的晋升，职业晋升通道更明确。”

“当然，每份工作都有它的职业天花板，在拉伸它纵向的‘晋升尺度’的同时，能不能丰富它的横向内涵，也应该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考虑到的。”汪仕敏说，如果横向上，能够进一步增加大家职业生涯的饱满度、精彩度、清晰度，让越来越多的社工感受到，在这个职业平台上，你可以输出你的价值观，可以试错，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一旦在基层建立起这种干事创业的氛围环境，它带给人的吸引力是不亚于一个“编制”的。

不少社区干部还“点赞”了《意见》里提及的“流动机制”。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虹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红萍说，以前就遇到过“大家觉得这个人干不好工作，却无法解聘”的情况。“现在有了退出机制，你干得好，能晋升，你干得不好，得走人，社工们才觉得公平，才更有热情。”

让老百姓考核社工，怎么考？

以往，干社工最“糟心”的时刻，莫过于什么事情都得干，什么责任都得揽，什么考核都得接受。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乐山二三村党总支书记余美香感慨:“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时间上门走访居民，好好跟他们聊聊天，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李秀勤则说，她特别希望借着这次文件下发的契机，进一步理顺考核机制。“考核一定要体现出社工围着群众转，而不是围着各种政务APP转、围着会议转的导向。”

这两年，上海浦东新区等多个区改革基层社工考核，大幅增加了群众评议的权重，努力实现“基层干部好不好，让老百姓说了算”的工作导向。

不过，也有社区干部坦言，这种考核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第三方测评到社区后会随机抽问居民，如果问到的恰好是此前和居委干部发生矛盾的居民，可能评测结果就比较低。“但有时候，居民不喜欢社区干部，不一定是我们做得不好，也可能是有误会，或者本身诉求就不合理。如此一来，一些干部就觉得多做多错，宁可少做事。”

“的确，体制内考核，几乎是‘天下第一大难题。”汪仕敏说，它难就难在不好量化。“比如我们抽样，让老百姓来评价，但样本怎么选择。样本选的不合理，也有可能会失真，这也是这两年我们工作过程中比较困惑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在中央文件进一步落实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定性定量结合的综合考核办法，增加考核的合理性、科学性，让人民群众满意，也不让社工受委屈。”

一些社区干部认为，考核的目标不应该是为难社工，更合理的考核，应该不光能够激发大家的工作动力，也要激发出条线的合力。“建议对职能部门也加强考核力度，实现更高效率的条块联动。”余美香说。

社工们期待，强化自身能力培养

“以前我们一直说，村居是党委政府工作抵达村居的最后一公里。其实，村居也是老百姓感知党委政府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工作干得好，老百姓会说党委政府好。如果基层干部懒政懈怠，老百姓也会抱怨:这届党委政府究竟在做什么。所以执政党的群众形象，其实跟社工能力息息相关。”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

在这次中央下发的文件里，提升“社工能力”的篇幅不小。吴红萍说，现在基层减负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减证明”的清单上有44项，基层 “敲章”的活儿少了很多。“不过，增能还是要继续体现，希望通过加强系统、专业化培训等方式，让我们变得更全能。”

浦东新区一位街镇领导告诉记者，其实增加社工能力的关键，恰恰在于理顺责权边界。“我们平常总说属地责任，仿佛只要发生在这个居民区的事，就该这个居民区的社工管。可实际上，属地责任的前提是条线部门履职尽责。如果职能部门不管理、行业部门不监管、市场主体和居民个人不尽应尽的主体责任，那么属地部门就是‘无限责任’，就不利于它干好服务人民群众的主责主业。”

姚屹佳建议，减负应该一直在路上，掌握职权、预算、资源的各级职能部门也应该尽可能为基层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有利于找到社区治理问题的最优解。“我们迫切希望借力这次中央文件的下发，为基层营造更好的共治自治环境。”

今年，上海新一轮社工招聘过程中，涌现了不少年轻的面孔。不少社区干部表示，人才的大量导入，也有利于倒逼社工能力提升。李秀勤认为，对于“老人”来说，“新人”的到来，既是冬天，又是春天。“一方面，老一辈社区干部在人才队伍不断优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是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淘汰压力；另一方面，新旧交融也将让更多社工不再‘躺平’，更有利于在社会治理中擦出创新火花。”

做好基层减负“后半篇文章”，是一道考题

《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有关基层减负的篇幅不少，文件同时也指出，“社区工作者要增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成办实事、解难题的服务实效。”

因此，基层减负后，如何做好“后半篇文章”？这是一道考题。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汾西路261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施菊丽说，近年来，上海为基层干部减负一直在推进。减负后，自己的工作时间分配上有了明显变化——走访居民的时间多了、学习的时间多了、沟通的时间多了、思考工作的时间多了。

临汾路街道通过数字赋能，让“施菊丽们”可以将减下来的时间，更高效地用在为民服务上。施菊丽所服务的居民区近年加装了不少电梯。加梯后每年都要年检。“居民不一定记得住年检时间，但我们社区干部不能忘。”

施菊丽的手机与街道“民情日志”数据中心后台相连，当有电梯即将年检时，数据中心会提前一个月发信息到施菊丽的手机上，提醒她跟踪电梯年检的情况。

这套智能系统还能帮助社区干部预判风险。如，寒潮来临前，系统统计出街道有6970位纯老家庭、1799户独居老人，再结合历年12345热线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可排摸出可能会受到寒潮影响的重点小区、重点楼组、重点人家。信息发到施菊丽的手机上后，她立即带着居委干部提前进行走访、关照，精准又高效。

服务居民，需要能力的提升，讲求合适的方法。上海不少社区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培训。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秀勤说，从书记、主任到社工，我们各梯队都有不同类型的岗位培训。形式上，有传统的“老带新”“理论课”，也有实操课、法律实务、舆情研判和处置、心理建设培训等。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创设了“全岗通”工作标准化流程，居委干部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掌握几十个协助行政事务的标准流程。临汾路894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奉涛说，通过系统性学习，社工们对协办社区事务有了相对统一的办理手势，提升了居民到居委办事的感受度。

社区工作不是靠社区干部单打独斗，背后需要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普陀体育局为各个居委提供体育指导员培训，邀请专业机构与居委干部一起巡查公共体育设施的安全性。这些配送服务项目原先没有，而是在普陀民政局向社区干部“问计”之后才设置的。普陀区民政局请居委干部填写:委办局下派任务中，哪些是居委会真正需要赋能的？委办局根据社区干部的实际需求赋能基层。

嘉定区嘉定镇街道安排领导班子与17个下辖社区一一结对，日常不定期沟通，每月至少现场指导一次。街道领导时常直插社区，帮助社区干部解决困难，形成了固定的赋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