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原始文化的摇篮

气候宜人、生态优越、洞穴四布的贵州，自古就是古人类的栖息地。

历史学家范同寿在其2022年初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一书中，历数贵州各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后写道:“贵州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辉煌的，这种辉煌远远超过了长江以南的许多省区，即使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明相比也毫不逊色。把史前的贵州称作中国南方原始文化的摇篮，一点也不为过。”

1993年盘县大洞、2001年赫章可乐、2005年威宁中水、2012年遵义海龙囤、2014年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2016年贵安新区牛坡洞、2020年贵安新区招果洞和2022年贵安大松山墓群，截至目前，贵州已有8项考古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史前洞穴遗址占了八分之三。

迄今的考古发现证明，最迟距今30万年左右，就有古人类开始活动在今天的贵州省境；迄今在贵州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百余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教授认为，贵州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名列前茅的地区。

观音洞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与旧石器共生的文化遗址，也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引得举世惊叹的盘县大洞，遗址堆积层的年代在距今约33万年至13万年之间；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贵安招果洞遗址，堆积从距今4万年，一直延续到全新世……

如今的“多彩贵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初露端倪。范同寿认为，繁荣的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是中国南方同样有着辉煌史前文明的见证，又以它独特的文化个性及与贵州境外不同文化的内在联系，启发我们去作贵州多元文化历史源流的思考。

贵州通过考古认知自己，外界通过考古认知贵州。“贵州有古可考？”面对这一直以来的质疑，贵州不断用引人注目的考古成果打破。除了史前考古的光芒熠熠，贵州赫章可乐遗址与威宁中水遗址的发现，基本回答了今人对夜郎的追问；海龙囤与新蒲土司墓地的发现，呈现了因俗而治的羁縻土司制度；大松山墓群则描绘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1400年的历史画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生动案例。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大松山墓群考古发掘领队、参与并主持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的周必素认为，“贵州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八个考古遗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州历史和考古资源特征，这些资源也是贵州考古的优势。”除了“全国十大”，贵州考古也登上了全国和世界各大重量级的考古“荣誉榜”，从中可见的不仅是贵州故事，还有贵州人的精神，“1项‘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1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1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可看出贵州考古人的拼劲和闯劲。”周必素说。

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曾主持海龙囤考古，该项目也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把贵州考古的特点总结为5个关键词:上山，下河，进洞，入世，入脑。“上山”说的是一大批山地遗址书写了山地文明的绚烂篇章，“海龙囤所讲述的就是上山的故事”；“下河”指的是各大河流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发掘与系统梳理，“彰显河流在贵州历史上文化大通道的意义，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入洞”指的是特殊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天然溶洞，是史前先民栖身的不二之选，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群居住乃至永远长眠的理想之地；“入世”说的是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与公众共享；“入脑”则是指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贵州这块热土的认知，丰富了人们的思想，从而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

周必素认为，新时期的考古工作，已经不仅仅是象牙塔的学术任务。社会使命，一直被考古人视为己任。对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和成果发布，对遗址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将成果奉献给研究人群和社会大众，让遗址公园助力贵州文旅事业，应该才算圆满地完成了考古的全过程。